冯学荣：1937年日本人是怎样把我们逼到绝境的？

1937年日本人是怎样把我们逼到绝境的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第二十九军奋起抗日。

当第二十九军在华北浴血奋战的时候，南京这边，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：

在这段日子里，日本驻南京领事，三番五次跑到国民政府外交部，提出要求：希望国民党中央军南撤，“以防事态恶化”。

国民政府外交部人员回嘲日本领事：你们日本的兵源源不断在往华北送，你不去叫你们日本兵撤，反而叫我中国军队撤？

日本领事支支吾吾地答道：依照“帝国宪法”，“帝国政府”无法指挥帝国军队。

此说虽荒唐，但也确属实情，当时依据《日本帝国宪法》，日本皇军直属天皇管辖，政府无权指挥军队。

国民政府外交人员闻之，哭笑不得，也无可作答，冷笑置之，开门，送客。

7月27日，增援华北的日军猛攻京郊南苑第二十九军大营。

南京感到：华北保不住，大战在即，难以避免，须共赴国难。

也是在27日当天，海军部长陈绍宽向国府提出建议：考虑到大战难以避免，我方须作提前准备，当时由于不平等条约之故，长江中上游，尚有为数不少的日本海军舰艇，陈绍宽建议：调集我国所有能调集的适用船只，在长江的江阴河段，凿沉，堵塞河道，使长江内河的日本军舰，逃不出去，我军可以关门打狗，此外，一旦日本军舰出不去，那么，长江沿岸所有的日本侨民，全数落入我手中，作为人质，在即将到来的中日大战中，可以作为我方对日本谈和的有力筹码。

国民党当局海军部长陈绍宽

陈绍宽的计划，经过讨论，获得通过，并准备尽快付诸实施。

此时，会议室上有一个行政院秘书，名叫黄濬（黄秋岳），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，黄濬做笔记是职责所在，正常行为，不过，大家并不知道：黄濬是个精神日本人（精日）。是的，黄濬是个日本间谍，一个打入了国民政府高层内部的日本间谍。

大汉奸黄濬

黄濬，福州人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在日期间，仰慕日本，成为精神日本人（精日），因此，黄濬被日本特务机关相中，秘密招募为间谍，负责从国民政府高层探知军政机密，交给日方。

读到这里，读者你是不是秒懂了：为什么从清末到民国，日本大力鼓励海量的中国人去日本留学、甚至不惜为此拨出专款、奖励中国留学生赴日？是的。培养亲日人士，未来无论是战是和，都对日本有利。当年日本人的算盘，打得可精了。

后来查明：黄濬和日本特务交接情报的方式是：约定在茶馆见面，彼此假装不认识，在墙上交换帽子。帽子里有纸条。

有趣的是，黄濬这个精神日本人，是个才子，此人是民国初年畅销书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的著者，也就是说，这人是个作家，同时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，此外，还是日本间谍。

好了，扯远了，言归正传。

7月27日行政院会议结束后，黄濬回到家，他感到事关重大，事不宜迟，当天晚上，他就把这个情报泄露给了日本特务。

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，让国民政府的人，彻底看呆了：汉口（今属武汉市）日本租界1984名日本侨民，从长江紧急登上日本海军舰艇，全数火速撤离。长江沿岸其他城市也如此。

没几天，整个长江沿岸的日本舰艇、日本侨民，几乎全部撤光。国民政府大吃一惊。不过，由于此时在华中、华东地区和日本尚未正式开战，所以国府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人撤走。

与此同时，国民政府立也马意识到了：国府有内鬼。

蒋介石闻讯大怒，下令彻查。

很快，侦查人员就把黄濬查出，果断逮捕，一同逮捕的，还有同党十几人，原来是一个间谍网络，含黄濬的长子黄晟。

蒋介石下令：杀无赦。

8月26日，这些人都以叛国罪被处决。

此为后话。我们回到7月底的局势。

7月29日，北平沦陷。

7月30日，天津沦陷。

北平和天津沦陷之后，中国人的底线，彻底破了。

是的，到8月初，中国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：我们民族的末日，到了。

摆在眼前的，只有两条路：要么死在抗战的战场上，要么做亡国奴。

什么叫亡国奴？就是说，你走在马路上，对日本人稍有怠慢，甚至他认为你的某一个眼色不对，你就会挨日本人的耳光。

朝鲜，台湾，都是这样。台湾的赛德克族，就是因为不甘心过这样的人生，所以最后揭竿而起，宁愿灭族，也要反抗。

是的，稍有血性的男子汉，都不愿意过那样的人生。

老冯我前些年在香港，和一个90岁的老太太聊天，她亲口对我说起，在“三年零八个月”时期（香港沦陷时期），她就在湾仔的马路上，被日本兵打过耳光，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，也许是因为她见了日本兵，没有鞠躬。

是的，仅仅因为你见了他不鞠躬，你就会被打耳光。

这，就是亡国奴。

坦率地讲，老冯虽一介书生，平时也怕死，但是如果你把我逼到那个份上，要么鞠躬吃耳光，要么去死，那么，我也会抡起枪杆子，跟日本人拼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样的人生，实在不值得过，不如战死沙场。中枪死的话，痛也就痛一两分钟，运气好的话，子弹打到脑袋上，还没感到痛，就牺牲了。

又扯远了，好，我们回到1937年7月底、8月初。

这个时候，全国舆论，一片沸腾，抗日呼声高涨，因为，所有读过点书、识几个字的中国人都知道：北平天津沦陷，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，没有活路了，到最后关头了，也就是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除非我们愿意做亡国奴，否则，其实我们已经“死”了，剩下的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对，起来反抗。

起来。不愿做奴隶的人们。

此时，知名学者胡适上书蒋介石，他说：和日本人全面开打，意味着亡国灭种，应该和日本好好谈一谈，果断放弃东三省，承认伪满洲国，换取日本同意华北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，并签署和平条约，此计可一劳永逸，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。

对于胡适的上书，蒋介石斥之为书生梦话，蒋介石说：日本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国家，任何委曲求全的方案，都行不通。

8月7日，南京，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。

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说：自从东三省沦陷以来，我们和日本人打交道六年了，每次和日本政府代表谈好一个事，结果他们军部反对，无法实施。每次和日本军部代表谈好一个事，结果他们政府反对，也无法实施。日本这个国家，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谈判对象，现在平津沦陷，我们已到了亡国的边缘，抗日大战再也无法避免，大家放弃幻想，准备战斗。

蒋介石的判断，其实是准确的。日本搞明治维新，模仿西方，搞分权制衡，但是制度设计极其反科学，日本帝国宪法规定：军队归天皇管，不归政府管，但天皇号称“虚君”，也不管，所以实际上，日本体制运作了五六十年之后，现在终于出了大问题：国家权力过于分散，天皇打着“虚君”的名义，尽量不管事，内阁（政府）想管事，但是，没有军权，关键时刻被军部牵制，军部也想管事，并且总是以天皇的名义，干涉内阁（政府），所以，到了1930年代，日本已经演变成一个“多头怪兽”，它的国家决策机器，已经彻底失灵、失控。

举个例子：1937年7月23日，日本首相（政府首脑）近卫文麿，派出宫崎龙介（孙中山挚友宫崎滔天之子）为和谈密使，拟经神户赴华，和国民党高层密谈，但是被日本军部侦知，火速派宪兵将宫崎龙介逮捕。国家机器失控，此为一例。

如果把日本比喻成一个人的话，1937年的日本，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，而是一个疯子。1937年的中国，被迫要应付一个疯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，当年的局势，是妥妥的国难！

好了，又一次扯远了，我们回到8月7日，国防会议的现场。

在会议上，何应钦指出：我们要全力以赴抗日的话，全军的子弹枪械，只能打六个月，也就是说，六个月之内，必须争取到外援，否则，六个月之后，就无法再组织像样的抵抗。

同时，会上有将领提出：日军从华北往南打的话，华北平原无险可守，战局对我不利，最好把日军吸引到华东地区，水网密布，限制日军机械化部队发挥，我军即使不支，也可以逐步向西退却，然后利用我广阔大西南后方，作持久战基地。

群议之后，当天作出决策：仿照1932年经验，在上海开打，围攻上海虹口日本海军驻兵，借此战，吸引国际媒体眼球，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，步步侵略我国的事情诉诸于国际社会，呼吁西方国家出面，主持公道，迫使日本让步。

以夷制夷。

当年，我们其实并不愿用“以夷制夷”这一招，但确实是没办法，当时我国军事工业处于幼稚阶段，财政薄弱，综合国力非常弱小，实在无法独力对抗日本，所以，只能以夷制夷。

我们中国人，当年不愿做亡国奴，为了求存，把能想到的办法，全部都想遍了。

写到这里，一阵辛酸，涌上心头。

8月7日决策作出之后，张治中的部队，脱下正规军服装，换上保安队的服装，秘密进驻上海各要地（包括虹桥机场），对上海，形成包围圈态势，只等南京一声令下，围攻虹口。

8月9日下午5:30，秘密驻守虹桥机场的团长符岸坛（海南文昌人）和他的士兵们，看到了一辆军用吉普车，正从远处，朝机场赶来，越过了我方军事警戒线。

长官之前交代过：上海是我中国的领土，敌人越过我军事警戒线，我们毫无疑问，有权予以射杀。保家卫国，责无旁贷。

当天这辆军用吉普车里，有两个人，他们是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大山勇夫、斋藤要藏，他们为什么驾车闯虹桥机场？

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

没有人知道准确答案，因为后来，这两人都被打死了。

不过今天的史家一般认为：自从7月27日大汉奸黄濬向日本特务告密之后，日本人毫无疑问已经开始怀疑：国民党部队可能要围攻上海，所以日军派出两员官兵，到虹桥机场来侦查：是不是真如情报所说，有国民党正规军，化装进驻上海。

这个，也许是最符合逻辑的解释。

（注意：依据1932年洋人调解签署的中日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，虹桥机场属于“非军事区”，中日两军，均不得驻兵在此）

好，我们回到现场。

符岸坛团长和他战友们，看到这辆军用吉普车越过军事警戒线之后，符岸坛他们，举枪就打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吉普车遭到枪击，掉头就跑，符岸坛他们持续开枪，车内一人被当场打死，另一人弃车，想逃跑，也被打死在地面上。

西方调停人员拍摄的事发现场照片：吉普车和日本兵的尸体

符岸坛和他的战友下来一看，发现是日本人，两人的尸体都被打成了马蜂窝状。符岸坛这时候，向上面报告，如何处置。

淞沪警备司令部接报，感到紧张，因为他们知道军事委员会围攻上海的计划，现在提前打死了日本兵，打草惊蛇，可能会暴露军事计划，不妙，如何解决？

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童元亮提出建议：从军法监狱里，揪出一个死囚，提前枪毙，换上我保安队服装，摆放在现场，营造“日本兵枪杀我保安队在先”的现场，以搪塞日本人。无论如何，先避过这段日子再说，不要坏了抗战的大局安排。

于是，一个名叫时景哲的我方死囚，被提前枪毙，照办了。

同时，上海市长俞鸿钧、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，分别和日本驻沪领事馆、日本驻沪海军总部通话，通报了此事。

次日（8月10日），日方派人过来收尸，但是，爱较真的日本人，对被打死的“保安队队员”时景哲的尸首，表示怀疑，提出要求：要验尸。当时还有洋人作为调解员介入，且一同在场，我方不好拒绝，于是，同意对时景哲的尸首进行验尸。

日本人验尸之后，他们是这样说的：时景哲的尸首，在生前有被捆绑过的痕迹，而且他中的子弹，是国民党正规军的驳壳枪子弹，不是日本海军陆战队所用的勃朗宁手枪子弹。

同时日本人终于侦知：国民党部队果然如之前情报所说，已经秘密大规模进驻上海，并且已经对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兵形成了包围态势。

于是，日本海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紧急电告日本本部：确认国民党正规军已包围上海，因此，除了此前闻风增援的部队以外，另请火速增派援兵。

同时，日方要求国民党当局，将保安队从上海周边撤退，并且拆除上海的防御工事。国民党当局反斥之：岂有此理，上海是我中国领土，我军在我领土之上，有自由行动之权利，此乃天经地义。

此时，日本援兵，已在途中。

8月11日、12日，日本增援部队，源源不断，抵达上海。

8月13日，日军在闸北，向国民党部队打响第一枪，淞沪战役，正式爆发。

中华民族到了，最危险的时候。

明天，老冯再为你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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